柳宗元在《先君石表阴先友记》中也叙及韩会说是“善清言有文章名

柳宗元在《先君石表阴先友记》中也叙及韩会，说是“善清言，有文章，名最高，然以故多谤”。因为韩会乃柳镇之友，故尔有此回护之词的吧。但韩会从元载而遭贬，刘禹锡是一清二楚的，这样的“白衣夔”其下场才真是可鄙的。他和柳、刘的从王叔文而遭贬，性质不同。然而韩会之事已成过去，自身的境遇却是难于辩解，因而刘禹锡只能推说“遗忘”的吧。

刘禹锡还直接评论韩愈说：

韩十八初贬之制，席十八舍人为之词，曰：“早登科第，亦有声名。”席既物故，友人曰：“席无令子弟，岂有病阴毒伤寒而与不洁吃耶？”韩曰：“席十八吃不洁太迟。”人问之：“何也？”曰：“出语不是。”盖忿其责辞云“亦有声名”耳。

席夔奉旨撰拟制文，并非出于私人恩怨，只是“亦有声名”一语略寓嘲弄之意，竟至引起韩愈如此反感。由此可见韩愈对个人的名望看得很重，对“初贬”时得到的各种待遇一直耿耿于怀，总想伺机报复，而进行攻击时出语又甚为尖刻。这对刘禹锡来说，感受自然不同常人，因此他又说到：

韩十八愈直是太轻薄，谓李二十六程曰：“某与丞相崔大群同年往还，直是聪明过人。”李曰：“何处是过人者？”韩曰：“共愈往还二十余年，不曾共说著文章，此岂不是敏慧过人也。”

韩愈在《进学解》中自称“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”，在《答李翊书》中又称“行之乎仁义之途，游之乎诗书之源”。但按上述这话来看，却是绝非儒家的忠恕之道，也缺少温柔敦厚的气象，难怪刘禹锡要直诋之为“轻薄”了。韩、崔二人于贞元八年同中进士第后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。韩愈在《与崔群书》中说：“仆自今至少，从事于往还朋友间，一十七年矣。日月不为不久，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，非不多，其相与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……至于心所仰服，考之言行而无瑕尤，窥之阃奥而不见畛域，明白淳粹，辉光日新者，惟吾崔君一人。”想不到这样一位至亲至敬之人，背后却遭到他如此恶意的嘲弄，真是有些匪夷所思的了。柳宗元《送崔群序》中说：“崔君以文学登于仪曹，敭于王庭，甲俊造之选，首雠校之列。”而且崔群与裴度、贾、张籍、刘禹锡有《春池泛舟联句》；与李绛、白居易、刘禹锡有《杏园联句》。这样的人，说是“二十余年，不曾共说著文章”，也是不可思议的事。

由此可见，韩愈平时自有矫激、尖刻、好胜、重名的弊病，这在刘禹锡来说，那是体会特别深刻的。也只有掌握韩愈这些性格上的特点，才能更深刻地理解《永贞行》这诗的特点。

柳宗元《送元暠师序》曰：“中山刘禹锡，明信人也。不知人之实，未尝言，言未尝不雠。”可知刘禹锡的言论大都真实可信。

佚名《大唐传载》曰：“礼部刘尚书禹锡与友人三年同处，其友人云：‘未尝见刘公说重话。’”这或许是刘禹锡年事已高时的情况。但由此也可看到，他为人厚道，不会说什么缺乏分寸的过头话，而他在与韦绚谈话时直斥韩愈为“轻薄”，恐怕也是蓄之已久而自然流露的不满之词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