晁错《言兵事疏》与赵充国《屯田制羌疏》自汉高祖刘邦摆脱平城之

晁错《言兵事疏》与赵充国《屯田制羌疏》

自汉高祖刘邦摆脱平城之围后，西汉统治者不得不对匈奴采取“和亲”政策。但是“和亲”仍不能阻止匈奴对西汉边境的袭扰，于是汉文帝时，太子家令晁错上《言兵事疏》。晁错在上疏中，认真地总结了西汉以来抗击匈奴袭扰的经验教训，客观地分析了当时汉匈双方军力对比，探索了对匈奴作战的基本规律，提出了“以蛮夷攻蛮夷”的思想，指出战胜匈奴是完全有把握的。晁错的上疏，是西汉以来对匈奴战略思想的一次大的转变，它主要包括有如下内容。其一，汉匈军力对比。首先，他认为匈奴有三大特长是汉军所不如的：（）匈奴军马“上下山阪，出入溪涧”，其行动迅速敏捷，汉军不如；（）匈奴骑兵“险道倾仄，且驰且射”，善于骑射，汉军不如；（）匈奴兵耐饥渴疲劳，汉军不如。其次，他提出了汉军较比匈奴的五大优势：（）平原车战，匈奴不如；（）劲弩长戟，匈奴弓箭不如；（）混编军阵，匈奴不能阻挡；（）材官骑射，匈奴革甲木楣不能抵御；（）下马肉搏，匈奴不敌。如此，晁错认为“匈奴之长技三，中国之长技五”。战胜匈奴是完全有把握的。其二，“以蛮夷攻蛮夷”。晁错在分析了战胜匈奴的可能性之后，又进一步提出了怎样战胜匈奴的方法，即以夷兵、汉兵“两军相为表里，各用其长技”之策：（）当时有羌胡数千人降汉，晁错认为他们风俗习惯、作战方式与匈奴相同，可令汉将统帅此夷兵驻守要塞险阻之地；（）在平原之地则仍以汉兵“轻车材官制之。”晁错认为汉夷并用守边防，乃抵御匈奴入侵的“万全之术”，汉文帝对此十分赏识。另外晁错在上疏中还十分强调了将帅的作用，认为“安边境，立功名，在于良将，不可不择也”。晁错进而提出了对匈奴战争取胜所必需的三项条件，即“得地形”，“卒服习”和“器用利”。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十分深刻的。

军队屯田是始创于西汉的一项重要国防措施。国家以驻屯兵士务农，保证军粮自给。军队有警则战，无事则耕，“内有亡费之利、外有守御之备”，既可省去转运徭役，又能开垦边疆国土。对军队屯田最先予以详细论述的，当是西汉宣帝时，后将军赵充国所上的《屯田制羌疏》。

宣帝时，西羌诸部北徙，遮断西域商路，骚扰西汉边境城邑。神爵元年（前），赵充国率军驱逐先零羌渡湟水而走，又得各部羌人降者万余人。根据此形势，赵充国认为与其大兵围剿，不如“罢骑兵屯田，以待其敝。”于是上《屯田制羌疏》，其主要思想如下：

其一，主张守备，反对出兵。在如何对待边境羌人侵扰的问题上，当时朝臣多主张坚决出兵征伐，而赵充国则持反对态度，认为“羌虏易以计破，难用兵碎（猝）。”他提出罢骑兵而置屯田之士的主张，认为：（）变出兵讨伐为屯田守备，屯田卒有警则战，平时耕作，羌人见汉军有长期屯戍之意，必瓦解而去，此为“不战而自破之册（策）也。”（）大兵一出，远征讨伐，既不能灭绝羌人，也无法避其在边境骚扰；同时还必然削弱对匈奴、乌桓等其他边患的防御能力。况且汉朝“今久转运烦费”，以大量徭役、军费“以赡一隅”，实为不便。其二，具体分析了屯田的十二大军事意义：（）以士兵屯田，既可“以为武备”，又可“因田致谷”，军威与垦边并行；（）使羌人不得占有肥饶之地，以致贫困而内乱；（）边地居民亦可安心田作，“不失农业”；（）军马一月之食相当于屯田卒一年口粮，罢骑士可节省大笔军费；（）至春天以所节省之作战士卒，漕运军粮至边境，以扬军威；（）屯田卒农闲时还可修缮邮亭，充实金城；（）汉军出征，未必获胜，不出，则羌人游荡于“风寒之地”，终不免“霜露疾疫”之患，汉军可“坐得必胜”；（）汉军避免了征战死伤之患；（）士兵屯田既不失军威，又不会因征战中的失误，给对方以可乘之机；（）也不会激起居于河南羌人的反叛；（）治理边境交通，以此控制西域；（）既节省大量军费，又减轻徭役。这就是赵充国所言，“留屯田得十二便，出兵失十二利。”赵充国这一“屯田制羌”主张的理论基础是他的“慎战”思想和“贵谋而贱战”思想，他认为“兵势，国之大事”，故“不可不慎”。用兵的最高境界在于，“用谋”，“帝王之兵，在于全胜”，必须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。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和原则，赵充国才能在对羌问题上提出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具体措施。

《淮南子·兵略训》

《淮南子》，亦称《淮南鸿烈》。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、李尚、伍被等著。大约成书于武帝建元年间。原书分为内篇与外篇，今本《淮南子》仅保存了内篇，外篇早已失传。《淮南子·兵略训》专论军事，代表了西汉初期的军事理论水平，其主要思想如下。

其一，关于战争的起源及性质。作者认为，一切“有血气之虫”都有争斗的天性，人类也不例外，他们由于物质利益不均“则争”，于是战争就不可避免。但作者认为，战争的性质有“得道”与“失道”之分。回顾战争发展史，作者提出了三个阶段的划分：（）从“五帝”到殷商以前为“圣人之用兵”；（）自殷商至春秋时期为“霸王之兵”；（）战国时期则为“晚世之兵”。作者认为，前二者得道，第三者失道，互相间性质不同，并提出：“兵失道而弱，得道而强”。

其二，作者继承前人军事思想，提出了“全兵先胜而后战，败兵先战而后求胜”的主张：（）战争胜负的根本，不在军事的强弱，而在政治的得失。得道者得民心，弱可以变强；失道者失民心，强亦可变弱。所以说：“兵之胜败，本在于政。”得道者，可以用军事“佐胜”，失道者不可以希望军事“必胜”。所以，政治强大，虽有军队但不必发动战争，也可使敌人伏首称臣，“此用兵之上也。”这实际上是孙子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全胜战略思想在汉代的发展。（）“凡用兵者，必先自庙战。”因为政治得失决定军事的胜负，所以在战争之前就必须先谋略于庙堂之上，对双方力量加以比较，从国君、将帅、民心、治乱、军粮、士卒、武器等方面进行分析，论证是否已经具备了胜利的条件，如此可作到先胜而后战。作者称这种“运筹于庙堂之上，而决胜千里之外”的作战方法为“庙战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