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朝官员入仕主要靠“征辟”朝廷觉得哪个人有才华，地方官府或者

汉朝官员入仕主要靠“征辟”。朝廷觉得哪个人有才华，地方官府或者大官员看到哪个人有能力，都可以直接发文任命他为官。挑选的标准是品德优秀、才学出众。在发展过程中，一些家族重视家庭教育，“诗书传业”“礼法传家”，子弟都很出色，就世代为官。同时，品德和才学的高下，没有统一的测试标准，主要靠乡党的评议。东汉末期，品评人物优劣的“清议”开始出现。品评人物，影响朝廷的征辟。曹魏推行“九品中正制”默认了之前的现状，又考虑到乱世之中人才四散漂流，乡党评议不尽准确的实际情况，将乡间的评议权力收归政府，设立专门的中正官员评议辖区人才，将人才分为上中下三等九品，根据品级的高低授人官职。人事任免的权力被中正官员操纵，加上中正官员都由现职官员出任，新挑选的官员自然都是官家子弟。那些世代为官的氏族子弟就占了优势。所以说，陈群等人创议“九品中正制”之初就是站在氏族大家的立场上，与即将称帝的曹丕讨价还价。随着氏族官员掌握中正官制，氏族子弟充斥上品，最后出现了“上品无寒民，下品无士族”的局面。入仕的标准简化成了只看家族出身，不问其他。再后来，整个制度异化为纯粹以血缘为标准了。

在东晋和南朝，世族子弟二十岁即可入仕，而寒族子弟要三十岁才能“试吏”（从基本办事员干起）。世族子弟入仕后，垄断清贵显要的官职，比如秘书郎、佐著作郎、黄门侍郎、散骑侍郎等。这些官职成了世族子弟的专利，能很快转迁高官。我们看南朝的许多人物传记，“起家著作佐郎”、“领著作”、“掌著作”、“掌国史”、“修起居注”的记载比比皆是。这些人中间，文字功底扎实、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能说没有，但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文史之才。而寒族出身的人，即便文采出众也做不了这些官职。南梁时人吴均，是公认的大才子兼史学家，先是“待诏著作”，后来又为梁武帝编《通史》，就因为不是世族出身，一辈子都没当上官。此外，东晋和南朝都明文规定世族可以荫护部分人口，依附世族的人口可以免除赋税徭役；规定世族可以封山固泽，圈地占地；当官带来的地位、权力和收益等好处顺带着也落入了世族子弟的囊中。部分世族还拥有私人武装。这些好处世代相传，又反过来增强了世族大家的势力。

世族出身的好处显而易见，而且越来越大。南方的世族大家们为了垄断仕途和利益，做了许多荒唐的事情。

比如“谱学”开始流行。所谓谱学，就是研究家谱的学问。这可是“大学问”，是明确各个家族贵贱高低，防止寒门地主冒充世族的“根本所在”。所以每家世族都很重视编撰家谱，明确谁是自家人；各家之间相互学习家谱，辨别谁才是同类人。官员选拔，各级中正官员不管才能，只翻家谱，凡是高门大户的一律定为上品。担任中正官的人，除了本身是世族外，还必须对各家世族的祖宗十八代都了然于胸。发展到顶峰时，官场中人都钻研“谱学”，将各家的谱系名讳等背得滚瓜烂熟，免得交往时张冠李戴或者犯了名讳。谁不精通谱学，便被认为“无能”、“不称职”，遭到裁撤。一批批“谱学家”应运而生，梁人徐勉著《百官谱》二十卷，为了官员选拔做到“彝伦有序”；陈朝吏部尚书孔奂，因为“详练百氏，凡所甄拔，衣冠缙绅不悦伏”。东晋时，谱学家贾弼之奉命编撰《姓氏薄状》七百一十二篇，集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士族，“凡诸大品，略无遗阙”。后来南梁王僧儒“知撰谱事”（一个专门的谱学官职），在《姓氏薄状》的基础上撰成《十八州谱》七百一十卷，作为官方的“谱学”版本。琅琊王氏，高平郗氏，陈郡谢氏，太原王氏，颍川庾氏，河南褚氏，陈郡袁氏，鲁郡孔氏，陈留阮氏等是公认的高门贵户。而迟至梁朝，官方谱学的前百名都没有南方的土著世族。世族也分高低，永嘉之乱时从北方南渡的世族是高门，欺压南方土著世族。南北世族的内部矛盾一直存在。

修了家谱，世族们又为了保证家族血统的纯正，联手杜绝与世族圈子之外的人通婚。王谢两大世族就经常联姻，吴郡的朱张顾陆是一个婚姻集团，会稽的孔魏虞谢则是另一个婚姻集团。世族子弟其他都风风光光的，婚姻选择的范围却非常狭窄，门第、辈分和年龄都合适的对象没几个。南齐时期，发生了王源嫁女给富阳满氏的案子，轰动一时。王源的老婆死了，家里又很穷，吴郡富阳人满璋之家境富裕，替子满鸾求娶王源的女儿。满璋之给了五万钱作为聘礼，王源就答应了。五万钱的数目很大，王源不仅操办了女儿的婚事，还用余钱继了弦。不想，当时的世族领袖沈约弹劾王源将世族女子嫁给寒门子弟。王源的曾祖父王雅是西晋的尚书右仆射，祖父和父亲也都是清官显要，他的世族身份没有人怀疑。但是富阳满家却被世族圈子怀疑是寒门地主。王源解释，满璋之说富阳满氏是高平世族满宠的后代（满宠在魏明帝时任过太尉，其孙满奋是西晋的司隶校尉），自己又见满璋之担任王国侍郎，准女婿满鸾担任主簿，才定下这门亲事的。沈约认为，满璋之的世族门第没有明确根据。满家最后显赫的人满奋早在西晋就死了，后代之后默默无闻，满璋之的家世显系伪造。（可能是各家谱牒中都没有有关满家亲属的一丝半缕的记载。）因此，沈约弹劾王源“人品庸陋”，与满家联姻是唯利是求，“蔑祖辱亲”。最后，王源被逐出世族行列，禁锢终身。可见，世族和寒门之间的界线泾渭分明。

世族人家更荒唐的是，最后竟然发展到不和非世族的人士交往，甚至想方设法地侮辱主动示好的非世族人士。南齐的中书舍人纪僧真出身寒门，却风流儒雅，一副世族子弟的派头。齐武帝萧赜非常欣赏纪僧真，常说：“人生一世，何必计较士庶门户？不要看纪僧真出身寒人，却是许多士大夫所不及的。”纪僧真因此求皇帝给他“抬籍”（提升进入世族行列）。萧赜不能做主，就让纪僧真去找都官尚书江斅。江斅出身济阳考城江氏，世代显贵，母亲是宋文帝的公主，自己又娶了宋武帝的公主，门第显贵。纪僧真来江家拜访，江斅倚在榻上养神，不等纪僧真开口就自顾自地吩咐小人：“把我的榻子抬远一些，不要靠近纪大人，人家是士族清流，我高攀不上。”下人们过来抬起榻子就走，把纪僧真晾在一边。纪僧真马上知道抬籍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了，只好灰溜溜地告辞。宋武帝时，寒门出身的国舅路琼之，锦衣绣服、郑重其事地拜访王僧达。王僧达出身琅琊王氏，虽无一官半职，但门第高贵。路琼之来后，王僧达冷淡地客套了几句，突然打断路琼之的话问：“过去我家中有一个马夫叫路庆之，不知是你的什么人啊？”路琼之大为尴尬，随即起身告辞。王僧达也不挽留，当即命令仆人将路琼之刚刚坐过的床榻拿去烧掉。路琼之回去后找路太后哭诉，路太后大怒，向宋武帝哭诉：“我还活着路家就这么被人欺凌，我死了路家人还不沿街乞食啊！”宋武帝刘裕是一代枭雄，杀人无数，但对这事一点办法都没有，说了一句：“琼之年少，没有事情去拜访王僧达干什么啊！活该他受人欺辱。王僧达那样的贵公子，岂可以加罪乎？”

二

说到南朝的皇帝们，世族大家和他们的关系比较微妙。世族势力是依附政权产生的，离开了政权他们的世袭权力就得不到保障。晋室南渡时，北方南下的世族纷纷支持司马睿建立东晋，是为了保障世袭特权。之后南朝历代禅让，世族大家们都很务实地承认胜利者，主动支持新的王朝，对新皇帝表示效忠。目的也是保障世袭特权。

摆在世族大家面前的最大难题可能就是南朝皇帝的出身都不高。刘裕就不用说了；宋齐的萧氏虽然算是地主出身，却也不是什么显赫门第，勉强算是寒门；陈霸先则是南方土著出身，以小吏起家。世族们不和新皇帝交往又不行，怎么办？南朝史书特别重视载明人物的家世谱系，凡记世族人物必载其祖先官阶履历，写得越早越显赫越好。于是世族们就给新皇帝编撰一个显赫的祖先，比如说南齐萧道成是西汉相国萧何的第二十四世孙，并煞有介事地拉扯出了从萧何到萧道成之父二十三代世系、官位，一代一代地注明，还将并非一族的萧姓名人也拉扯进来。给非世族的皇帝们编排显赫的谱系，除了对皇帝的奉承外，世族们的主要目的是证明皇帝也是世族中人，从一个侧面证明世族血统的高贵。最终，他们还是为保障世袭特权。

南朝皇帝们需要世族大家们的支持，因为世族的势力异常强大。新皇帝们不能也不敢取消世族的特权。但另一方面，世族势力强大到了威胁皇权的程度，皇帝们不得不出面对世族进行抑制。皇权和世族权力的斗争潜伏在南朝政权发展的始终。

南朝主要的赋税徭役来源是户口登记在册的自由农。但长期来户口政策流于形式，因为世族大家们隐藏了许多人口，供自己驱使，接受自己剥削。为了安置北方南下的百姓，东晋和南朝都设置了侨州、侨郡、侨县。其中的百姓被称为侨人，不算正式户籍，不负担国家税役。东晋和南朝历代都想整理户籍，按实际居住地编定户籍，取消对侨人的优待，统一接受政府剥削。东晋时，桓温、刘裕都亲自主持过户口整理工作，都以严厉著称，还处置过部分人。但世族大家纷纷反对整理户口，害怕经济利益和依附人口受损。最后，历次户口整理都不彻底，侨州、侨郡、侨县始终存在。朝廷和世族的利益都受到了照顾，谁都压不倒谁。

皇帝们在政治上与世族势力斗争的主要手段就是扶持寒门地主势力。世族子弟们都拥挤在那些清贵显要、升迁快速的官职上，逐渐不屑于处理实际政务，导致许多负责实际事务、位置重要的岗位落入寒门子弟手中。寒门子弟没有根基，与世族子弟存在矛盾，就成了皇帝可以栽培的力量。南朝各代，寒门子弟不是典章机要，就是本身通过军功掌握军队，力量上升。世族大家对揽权的寒门人士，每以“恩幸”视之，轻蔑之，侮辱之，不与之往来。然而，寒门地主力量虽有增长，却不能动摇世族势力的根基。一方面，寒门近臣虽然不乏有才干之人，但品德大多低下，文化素质难以与世族相比。他们贪赃枉法，弄权营私，往往较世族更甚。另一方面，他们权重之后，喜欢模范世族奢侈豪华的风气，极力设法混入世族行列，比如之前的纪僧真。世族控制着社会的主流生活形态，惹得寒门纷纷向其靠拢。

所以，无论是经济斗争还是政治暗斗，皇帝们都没有成功。世族势力不断增长。朝廷之所以没有立即覆灭，主要是因为世族彼此之间派系倾轧。顶尖世族之间存在矛盾，南渡和本地世族之间又存在矛盾。朝廷才能利用世族内部的矛盾，谋取均衡，维持政权。

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