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白抗志复古,所作多古乐府之体制,律绝近体已少,更非措意当世词曲者。即后世所传《清平调》三章,出于晚唐人之小说,靡弱不类,识者当能辨之。惟其身后诗篇散佚者多,北宋士夫多方搜集,不遑考信。若通行小曲归之于李白者亦往往有之。初时疑信参半,尚在集外,其后阑入集中。沈括《梦溪笔谈》云:“小曲有‘咸阳沽酒宝钗空’之句,云是李白所制,然李白集中有《清平乐词》四首,独欠是诗,而《花间集》所载‘咸阳沽酒宝钗空’乃云张泌所为,莫知孰是。”沈括与文莹、魏泰皆同时,彼所见李白集尚仅有《清平乐词》四首。此必因小说载李白曾为《清平调》三章,好事者遂更以《清平乐词》四首归之。其后又有“咸阳沽酒”“平林漠漠”“秦娥梦断”等类,均托名李白矣。至开元、天宝时是否已有《菩萨蛮》调,此事难说。观崔令钦之《教坊记》所载小曲之名多至三百余,中晚唐人所作词调,几已应有尽有,吾人于此,亦不能无疑。《教坊记》者乃杂记此音乐机关之掌故之书,本非如何一私家专心之撰述,自可随时增编者。崔令钦之为唐玄宗、肃宗间人,固属不诬,惟此书难保无别人增补其材料也。故其所记曲名,甚难遽信为皆开元、天宝以前所有。
明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,疑相传之《菩萨蛮》《忆秦娥》两词皆晚唐人作嫁名太白者,颇有见地。此词之为晚唐抑北宋人作,所不可知,惟词之近于原始者,内容往往与调名相应。《菩萨蛮》本是舞曲,《宋史·乐志》有菩萨蛮队舞,衣绯生色窄砌衣,冠卷云冠,或即沿唐之旧。《杜阳杂编》谓“危髻金冠,璎珞被体”,或亦指当时舞者之妆束而言。温飞卿词所写是闺情,而多言妆束,入之舞曲中,尚为近合。若此词之阔大高远,非“南朝之宫体”“北里之倡风”(此两句为《花间集序》中语,实道破词之来历,晚唐、五代词几全部在此范围之内),不能代表早期的《菩萨蛮》也。至胡应麟谓词集有《草堂集》,而太白诗集亦名《草堂集》,因此致误,此说亦非。词集有称为《草堂诗余》者乃南宋人所编,而此词之传为李白,则北宋已然。北宋士夫确曾有意以数首词曲嫁名于李白,非出于诗词集名称之偶同而混乱也。
《湘山野录》所记,吾人亦仅宜信其一半。载有此词之《古风集》仅曾子宣有之,沈存中所见李白诗集即无此首,安知非即子宣、道辅辈好奇谬说。且魏道辅不曾录之于《东轩笔录》中,文莹又得之于传闻。惟赖其记有此条,使吾人能明白当时鼎州驿楼上曾有此一首题壁,今此词既无所归,余意不若归之于此北宋无名氏,而认为题壁之人即为原作者。菩萨蛮之在晚唐、五代,非温飞卿之“弄妆梳洗”,即韦端己之“醇酒妇人”,何尝用此檀板红牙之调,寄高远阔大之思,其为晚出无疑。若置之于欧晏以后、柳苏之前,则于词之发展史上更易解释也。
讲解
“平林”是远望之景。用语体译之,乃是“远远的一排整齐的树林”,此是登楼人所见。我们先借这两字来说明诗词里面的词藻的作用,作为最初了解诗词的基本观念之一。乐府、诗、词,其源皆出于民间的歌曲,但文人的制作不完全是白话,反之,乃是文言的词藻多而白话的成分少,不过在文言里夹杂些白话的成分,以取得流利生动的口吻而已。词曲是接近于白话的文学,但只有最初期的作品如此,后来白话的成分愈来愈少,成为纯粹文言文学。而且民间的白话的歌曲虽然也在发展,因为不被文人注意采集,所以我们不大能见得到。晚唐、五代词流传下来的也都是文人的制作,真正的民歌看不到多少。“平林”是文言,不是白话,是诗词里面常用的“词藻”。
在白话里面说“树林”,文言里面只要一个“林”字。何以文言能简洁而白话不能,因文字接于目,而语言接于耳,接于目的文字可以一字一义,如识此字,即懂得这一个字所代表的意义。接于耳的语言因为同音的“单语”太多,要做成双音节的“词头”,方始不致被人误解。如单说“林”,与“林”同音的单语很多,你说“树林”,人家就明白了。所以在白话里面实在以双音节的词头作为单位的。(关于这一点,我们仅就中古以来的中国语而言,上古的情形暂不讨论。)现在的问题是:在文言里面固然可以单用一个“林”字表达“树林”的意思,但是乐府诗词是摹仿民歌的,在民间的白话里既然充满了双音节的单位,那末在诗词里面为满足声调上的需要,也应该充满双音节的单位的。文人既不愿用白话作诗词,他们在文言里面找寻或者创造双音节的词头,于是产生“春林、芳林、平林”等的“词藻”。我们暂时称这些为“词藻”(古人用“词藻”两字的意义很多,这里暂时用作特殊的意义),假如科学地说,应该称为“文言的词头”。这些“词藻”和白话里的“词头”相比,音节是相同的,而意义要丰富一点,文人所以乐于用此者亦因此故。所以把“平林”两字翻译出来,或者要说“远远的一排整齐的树林”这样一句噜苏的话,而且也不一定便确切,因为当初中国的文人根本即在文言里面想,而不在白话里面想之故。
何以中国的文人习用文言而不用他们自己口说的语言创造文学,这一个道理很深,牵涉的范围太广,我们在这里不便深论。要而论之,中国人所创造的文字是意象文字而不用拼音符号(一个民族自己创造的文字,应该是意象文字,借用外族的文字方始不得不改为拼音的办法),所以老早有脱离语言的倾向。甲骨卜辞的那样简短当然不是商人口语的忠实的记录。这是最早的语文分离的现象,由意象文字的特性而来,毫不足怪。以后这一套意象文字愈造愈多,论理可以作忠实记载语言之用,但记事一派始终抱着简洁的主张,愿意略去语言的渣滓。只有记言的书籍如《尚书》《论语》,中间有纯粹白话的记录。而《诗经》是古代的诗歌的总汇,诗歌是精炼的语言,虽然和口头的说话不同,但《诗经》的全部可以说是属于语言的文字。所以在先秦的典籍里实在已有三种成分:一是文字的简洁的记录,二是几种占优势的语言如周语、鲁语的忠实的记录,三是诗歌或韵语的记录。古代的方言非常复杂,到了秦汉的时代,政治上是统一了,语言不曾统一,当时并没有个国语运动作为辅导,只以先秦的古籍教育优秀子弟,于是即以先秦典籍的语言作为文人笔下所通用的语言,虽然再大量吸收同时代的语言的质点以造成更丰富的词汇(如汉代赋家的多采楚地的方言),但文言文学的局面已经形成,口语文学以及方言文学不再兴起。以后骈散文的发展我们且不说,乐府诗词的发展是一方面在同时代的民歌里采取声调和白话的成分,一方面在过去的文言文学里采取词藻的。文言的词汇因为是各时代、各地方的语言的质点所归纳,所以较之任何一个时代、一个地方的语言要丰富。历代的文人即用文言来表情达意,同时,真实的语言或方言,从秦汉到唐代一千多年,始终没有文人去陶冶琢磨,不曾正式采用作为文学的工具,所以停留在低劣和粗糙的状态里,不足作为高度的表情达意的工具的。宋元以后方始有小说家和戏曲家取来作一部分的应用。
文言的性质不大好懂。是意象文字的神妙的运用。中国人所单独发展的文言一体,对于真实的语言,始终抱着若即若离的态度。意象文字的排列最早就有脱离语言的倾向,但所谓文学也者要达到高度的表情达意的作用,自然不只是文字的死板的无情的排列如图案画或符号逻辑一样;其积字成句,积句成文,无论在古文、在诗词,都有它们的声调和气势,这种声调和气势是从语言里摹仿得来的,提炼出来的。所以文言也不单接于目,同时也是接于耳的一种语言。不过不是真正的语言,而是人为的语言,不是任何一个时代或一个地方的语言,而是超越时空的语言,我们也可以称为理想的语言。从前的文人都在这种理想的语言里思想。至于一般不识字的民众不懂,那他们是不管的。
词人的语言即用诗人的语言。不过词的最初是从宫体诗发展出来,到了两宋的词人虽然已把词的境界扩大,但到底不能比诗的领域,所以词人也只用了诗的词汇的一部分。此外词人又吸收了唐宋时代的俗语的质点,因为词的体制即是摹仿唐宋时代的民间的歌曲的。